參加建黨百年慶典，現場聆聽習主席慷慨激昂的講話，深受鼓舞，倍感振奮。觀禮臺上，有人向著天安門廣場舉起家中長輩的照片，讓不在現場的長輩也看看這宏大、難忘的歷史性場面。這一幕，讓我頗受觸動。如果我的父母、姥爺姥姥還在世，特別是能在現場看到這一場景，該會多高興、多激動啊！回家翻看老照片，找到一張當年我哥與母親、姥爺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合影，想起姥爺的許多往事，更是不勝感慨。
老照片：我的母親、我的哥哥和我的姥爺（中間）在天安門城樓上合影
姥爺抗日時期參加過八路軍，上過抗大，到過延安，解放后在我們村子擔任村支書近三十年。我小時候的印象中，姥爺非常嚴肅，非常厲害，整天忙著組織村里大人們下地干農活、辦小加工廠、挖河、養豬、開大會學文件，用村里的大喇叭通知大事小情。姥爺很正直，要求自己和家人非常嚴格，從不占公家一點便宜。他常常把這句話掛在嘴邊：“咱是黨員，不能讓人家說閑話”。姥爺在村里很有威望。記得有一次村里兩家人在街上吵架，男的對吼女的對罵，鬧個不可開交。有人悄悄地說：“快去叫你姥爺”。姥爺到了現場，先大聲咳嗽兩聲：“呃赫！”兩家人還在繼續吵。姥爺厲聲說：“怎么著啊，還沒有完啦！”兩家人面面相覷，居然氣哼哼地散開了。我很驚訝，回家向我母親學舌：“我姥爺也沒說什么呀，怎么咳嗽了兩聲，他們就不吵了？要真打起架來，姥爺也打不過他們呀？”母親笑笑，也不搭理我。
那時，姥爺日常都很嚴肅。我上小學時與二姥爺（姥爺的弟弟）的小兒子是同學，整天互相稱呼名字。有一天在姥爺家玩耍，我大聲叫“小旺小旺”，姥爺聽到后厲聲說：“小旺是你叫的？！叫旺舅！”嚇得我好多天不敢去姥爺家。
1981年我考上了大學。有一天，母親對我說：“你姥爺讓你去一趟”。我急忙跑到姥爺家，姥爺坐在炕上，笑著對我說：“來了，坐下吧”。我小心翼翼地對面坐下。姥爺又嚴肅起來：“要到北京上大學了，我跟你囑咐幾句話：咱們是農村的，經濟條件差，到了大學，咱不跟他們比吃，不跟他們比穿，咱只跟他們比學習。”我連忙答應著。姥爺從炕上拿起一個小包說：“姥爺也沒什么送你，這是五十斤全國糧票，到北京用得著。正長身體，到北京想吃點什么可以買著吃。”我受寵若驚，竟一時不知道說些什么。姥爺這么鄭重其事地跟我說話，這還是第一次。這一幕場景，之后很多年還時常浮現在眼前。母親聽說姥爺送我五十斤全國糧票，很高興也很意外。
1988年，我回老家參加高中母校四十周年校慶，順道回村子去看姥爺姥姥。姥爺那時已七十多歲，好像完全變了一個人，整天樂呵呵地跟我聊天。姥爺問我：“你上那么多年學，知道毛澤東思想是誰最先提出來的？”我說：“不知道，好像是劉少奇吧。”姥爺說：“是王稼祥。我在延安聽王稼祥講過毛澤東思想。他說開始有人建議叫毛澤東主義，毛主席說，主義只有馬列主義，思想每個人都可以有。”姥爺還給我寫了兩個字，上面是個“不”，下面分別是“坐”和“立”字，問我認不認識這兩個字。不坐不立？我用手指比劃著說：“沒見過啊。”姥爺笑著說：“白上那么多年學了。這倆字念跍丟（河北話蹲著的意思）。”
那次回老家，我發現，早已不再當村支書的姥爺與村里人的關系也改變了很多。我家鄰居九連喜歡說俏皮話逗樂子，經常與我姥爺逗著玩兒。姥爺年歲大了，有點耳背。九連就逗我姥爺：“你是真聾還是假聾啊？”姥爺笑著說：“真聾，聽不清。”九連有時會說：“真龍你怎么不上天？”有時會說：“你是假聾。要不怎么一說你壞話馬上你就聽見了？”姥爺樂呵呵地說：“真聾，真聽不清。”
有一年回老家，從村里去縣城參加老同學聚會。酒酣耳熱之際，同學們說：“別回村里了，就住縣城吧，好好聊聊。”我堅持要回村：“出門時沒和家人講，怕家人惦記。”晚上十點多鐘，我在黑暗中騎著自行車晃晃悠悠回到村口，影影綽綽看到村頭墻下似乎有個人。我剎住車閘。“是保同吧？”姥爺咳嗽一聲走過來。“我推著車跟姥爺一起走回家。舅舅一家人見到我，高興地說：“你可回來了！你姥爺要把全村人折騰起來去找你去啦！”我心想，幸虧沒聽同學們的話住在縣城，否則可真要出大亂子了！
姥爺非常崇拜毛主席。我多次聽他繪聲繪色地學毛主席講話“我們的目的一定要達到，我們的目的一定能夠達到！”姥爺說，在延安，毛主席經常到抗大講課，就在大操場講。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很重，有的話也聽不大懂。后來到北京，姥爺專門去了毛主席紀念堂，在毛主席遺體前佇立，老淚縱橫。改革開放之初剛實行聯產承包時，姥爺很不高興。當年可是他帶著董家莊全村搞互助組、合作社、生產大隊，一步一步走過來的，思想上的彎子一下子扭不過來。后來看到全村多打了許多糧食，姥爺一家的承包地都可以年產上萬斤小麥玉米，姥爺才慢慢不再說什么。
姥爺對“文化大革命”深惡痛絕。聽我母親講，我出生那天，姥爺正在被造反派戴高帽游街批斗。對“文革”時期動手打過自己的造反派，姥爺一直耿耿于懷。后來，姥爺的一個孫女戀愛結婚，因為小伙子的父親當年是造反派，姥爺堅決不接受這門親事。小夫妻帶著點心水果上門，姥爺把送的點心水果全都扔了出去。直到幾年后，罵不還口、打不還手的小夫妻長跪在院子里，姥爺才最后接受了這一事實。再后來，這個孫女婿很孝順，與老爺子關系相處得還挺好。
1993年我父親在北京去世后，姥爺曾來過北京。在八寶山革命公墓，看到我父親的骨灰盒，姥爺長時間默默無語。后來，我說陪姥爺去白云觀參觀。姥爺問：“怎么去？”我說：“打輛車。”姥爺問：“什么叫打車？”我說：“就是租車”。姥爺明白了，說：“噢，還得雇車。”路上經過兒童醫院，我介紹說：“這是兒童醫院。”姥爺說：“我知道，這是我們當年修的。”我很詫異：“你們修的？”姥爺說：“你不知道了吧？剛解放那會兒，我來過北京。當時北京正在招工，我是黨員，又在部隊干過，就招上了。第一個工程就是建兒童醫院。”我不由得感慨，老一代人有很多故事，我們是聞所未聞的。
1999年12月31日半夜，家里電話突然響起。是老家打來的，說姥爺去世了。母親一下子呆了，急著馬上要回老家。我連忙訂了早上的火車票陪母親回家奔喪。姥爺身體一直很好，當天晚上還與家人玩了會兒紙牌，可能是感覺有點不舒服，說聲：“你們玩吧，我睡覺去了。”說罷就走進里屋去了。在外屋的人們聽到咕咚一聲，趕進里屋見姥爺摔倒在地上。大家來扶他，姥爺還能說話，說：“別動我。”大家七手八腳把姥爺抬上炕，不一會兒，姥爺就咽氣了。村里有人說，省里規定從2000年元旦農村人去世也要火化，老爺子不愿火化，是踩著點兒走的。
今年7月底，參加支部黨日活動，再次來到圣地延安。參觀點中安排了抗日軍政大學。姥爺曾多次興奮地講過他在抗大難忘的經歷。姥爺講他原來是抗大七分校的，校長是獨臂將軍彭紹輝，后來到了延安。在抗大紀念館，我認真聽講解員介紹抗大艱辛曲折的歷程：抗大曾先后在延安、山西、河北多地輾轉辦學，1940年抗大到了河北邢臺，在邢臺的抗大七分校并入了抗大本部，后來又一起回到了延安。聽到這些，感覺以前聽姥爺講過的故事一下子串了起來。姥爺應該就是那時候從河北邢臺跟抗大一起到延安的。
抗大總校挺進敵后及返回陜北路線示意圖
再后來，姥爺從延安回到了晉察冀抗日根據地。抗戰勝利后，1946年初國共簽訂停戰協定，根據中央決定，晉察冀開始組織大規模復員。當時共產黨是真心實意準備和平建國，晉察冀部隊復員工作力度很大，三十幾萬人的部隊一下子要復員十萬人。部隊領導征求姥爺意見，講到地方一樣干革命。姥爺選擇了復員。聽我哥說，他曾看見過姥爺的復員證，是正排級。我問姥爺；“你是怎么回老家的？”姥爺笑呵呵地說：“部隊給我雇了頭驢，我是騎著驢回老家的。”我笑得前仰后合，怎么也想不到，姥爺居然是騎著頭驢走了幾百里路回了老家！
因為離開了部隊，姥爺沒有作為軍人參加解放戰爭，但回老家后，姥爺參加了土地改革，在鄉上當過干部，后來又回到村里，做過近三十年村支書。姥爺曾對我哥講過，他一定要讓家鄉改變面貌。哥哥與姥爺接觸更多，肯定還有很多事情我根本沒有聽說過。
姥爺名諱董文志，是文字輩，老姥姥一直叫他小剛。1917年生人，1999年去世，享年83歲。
文章寫完，姥爺的音容笑貌清晰地浮現在眼前。我仿佛看見，姥爺笑呵呵地對姥姥說：“保同寫了篇文章，是寫我的，你猜猜標題叫什么？”姥姥笑著說：“叫什么，叫《姥爺》唄。”姥爺有點得意地說：“嘿嘿，叫《老黨員》！”
